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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爱好党火速收藏!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:中国当代文学是否能写史?

核心期刊《文艺争鸣》最新一期讨论了这样一个主题——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

长期关注《文艺争鸣》的芳老师于是今天也想来和大家(简单)聊一下这个问题~

北大核心《文艺争鸣》 图源公务员期刊网

当代文学如何分期?

当前的现当代文学断代是:1919年新文化运动~1949年新中国成立,这三十年的文学被称为“现代文学”,而1949年至今的文学则被划为“当代文学”

但是“当代”这个词语所指代的时间是永无止境的,“现代文学”只有30年,但“当代文学”迄今为止已经跨越了七十多年,难道它是一个没有下限的超级学科吗?显然不是,当代文学也许只是现代文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小环节。

因此学界现在响起了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声音,这个“重写”并不仅仅指文学史内容的重新编排,更要落脚于当代文学史的切分问题:如何断代?如何分期?下限应该定于哪里?其目标在于使当代文学成为一门历史脉络清晰的学科。

然而,这项工作谈何容易。有学者就质疑“当代文学”到底能否写史:首要问题是边界不清;其次就是撰写所需的史料可能并不易得,当代著史者没有切近真实史料的权力,著史过程也可能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限制,所以写出来的史就可能流于片面、主观,尤其是无法全面掌握关于政治权力对文学的操纵这一层面的史料,最终得出的结论与真实的文学史实背道而驰都有可能。因此著名文学史学家唐弢先生说当代文学只能评述,不宜写史[1]

不过也有学者试图跳脱传统的写作框架,主张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有着本质差异的“古代文学”和“现代文学”两段,而现代文学则包括了现在所说的“当代文学”,其内部则可以年代来断代,这与黄子平、陈平原、钱理群教授提倡的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之观念[2]不谋而合。

南京大学的吴俊教授也很有创见。他赞同余英时先生将文学史分为两种性质、两种形态的看法(一种是学术形态,有着一以贯之的观念逻辑;一种则是没有贯穿的观念统御,只是文学现象的简单排列与梳理。前者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想理念,后者则只在教学、普及方面有价值),他认为当前规模出版的文学史著作缺乏学术形态的文学史,现在和未来的文学史家应该致力于此。他设想将“媒介转换”作为一个参考标准,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节点定为1949(新中国成立)、1976~1978(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启)、1998~2003(“80后”文学、网络文学诞生)[3]

人大的程光炜教授设想的时间节点是1949、1984~1985(寻根、先锋文学改变了文学走向)、1993(文学的主要内容从社会转向市场和大众媒体)、2001(申奥成功和加入WTO表明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转向)、2009(截止点。作家们的写作兴趣逐渐由外部事件转向自我经验,且越来越多地受到稿费、版税等市场因素的影响)。作为补充,这1949~2009六十年的文学可以分为“两个三十年”,前一阶段是1949~1979的“十七年文学”和“文革文学”,后一阶段则是新时期文学[4]

除了以上几位学者,其他学者也有补充的观点,这些观点的对话为撰述新的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可能。当然,除了宏观上的断代问题,还有微观的作家作品选择、选择标准等具体问题亟待解决,这需要前辈学者和新生代学者的共同努力。

文学史?文学死!

然而,一些对于“文学史”应当如何书写的激烈讨论却显出偏离文学研究初衷的倾向。本来,文学史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深入认识文学的本质,看看文学创作除了有语言形式、创作主体的主观条件等传统认知上的影响因素,还会受到社会史意义上的哪些因素影响。比如权力机制如何进入文学创作?社会接受又如何影响创作?所有这些外围的研究,我们都可以在文学史中找到落脚点,从而进一步认识文学。

但是,当下(其实这一风气自八十年代就已初见端倪)不仅对于文学史,还有对于文学理论的各种套用甚至滥用,使得人们不再重视对于文学本身的欣赏,因此有人提出这是“理论终结”的世纪,这是“理论危机”的时代——比如用“后现代”理论分析李白的诗篇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——这是理论的过剩,也是理论的枯竭。

混乱的学术生态让人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:文学史吞噬掉了文学——文学史?文学死。沸沸扬扬的关于文学史的讨论,其实营造了一个文学“畸形繁华”的假象:我国传统的史学意识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合二为一的,因此文学史的书写在某种层面上也是一种权力的建构。人们不断地为文学赋予非文学的意义(如将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解读为鲁迅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对于广大群众的献身精神),这无关于思想倾向,而是此类研究方式会遮盖文学最本初的审美功能[5]

当然,文学应该有“史”,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其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的文学史,而非不怀好意的投机(利用文学史宣传某种意识形态,不符合其特定史观的作家作品就被省略),或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写“史”而写“史”。

因此,现在的文学研究趋势应该表现出向人文精神的回归。著名学者王晓明就是一个标杆,在其著作《无法直面的人生——鲁迅传》中,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研究态度和方法:没有“高大上”的术语堆砌,没有无厘头的体系拼凑,有的只是将作家本人从神坛上请下,从最本质的心理分析入手,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动情地观看鲁迅的人生经历,再看这样的经历是如何影响其创作心理的,将研究升华到了哲学层面,实现了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——

就像王晓明先生自己说的,今天的批评界所缺乏的恐怕还是“真诚”(尽管是九十年代语了,在今天却仍然适用),“在文学批评这个特殊的审美领域里,就更不存在那种绝对的‘正确’或‘不正确’了。也许我太偏执,我总以为,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阅读感受,其他一切都在其次。”[6]

他并不反对应用一些理论性的名词术语,只是不可本末倒置:是由于批评家的一些感受思考无法用现有的词汇来表达,这些名词术语才被创造出来;而不是先掌握了这些术语再绞尽脑汁地选取一些文学事实往里套。

“文本细读”

那么,具体来说,在技术性、工具性逐渐成为文学批评主流的当下,我们该如何达成对人文精神的指归呢——著名学者陈思和先生指出了“文本细读”这一方法。

他认为轻视文本阅读的治学态度是不可长久的,没有最基础的、私人化的文本阅读,任何理论框架都是虚的、人云亦云的。“离开了文学名著,没有了审美活动,就没有文学史。”[5]

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中,范柳原引用了《诗经》中的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但小说中却是“死生契阔,与子相悦”——作家并不是写作出现了错误,而是有意为之:原典中的“与子成说”传达了一种海誓山盟的崇高,但小说一改就完全颠覆了其意韵,成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爱情观[5],表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对彼此都并无真心,只是风雨飘摇的时代中相互取悦罢了,这样在与原典的对比中艺术张力也就此产生。

张爱玲《倾城之恋》 图源网络

再如剧本《雷雨》。我们中学时的标准解读是:周朴园三十年前为了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而抛弃了梅侍萍繁漪,对后来的妻子繁漪也并不好,就是个封建大家长的形象。那三十年就是以侍萍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的血泪史,也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罪恶史。

但是,如果我们细读,用想象来填充文本表面没有的内容,就会惊讶地发现并非如此。鲁大海是侍萍被“抛弃”那年出生的,但他当时27岁,并不是30岁,说明“抛弃”之事应是二十七年前。那么为何周朴园自己回忆是三十年前呢?或许他回忆的并不是悲剧发生的时间,而是曾经的美好岁月呢——周朴园与侍萍真心相爱了三年并生育了鲁大海。

所以我们再看周朴园多年来都把侍萍的房间保持原样,后来重逢了还给她几万元的支票就很能理解了,这种种都说明周朴园并不是一个无情的封建家长,而是一个曾真心陷入过爱情的人。再来深入认识周朴园:他年轻时(30年前也就是1893年,正值晚清)曾留学德国,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,自然渴望自由恋爱,所以她爱上了当时天真烂漫的侍萍,但还是拗不过封建传统的力量,被迫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,但是这位小姐是繁漪吗?要知道,她是17岁嫁给周朴园的,但三十年前她可只有5岁,所以这位小姐另有其人,投河的也正是这位小姐。或许整个故事中最不幸的人物是她。

通过这样的深层挖掘,我们才明白:原来《雷雨》是一部彻彻底底的家庭伦理悲剧[5],周朴园也是封建传统的一个牺牲者。

当然,或许会有人质疑这样会不会有过度解读的嫌疑?我们想象的边界在哪里?

其实我们可以发现,上述的两种细读其实都是非常逻辑完整的,尤其是《雷雨》,我们以前想当然地用阶级论去谴责周朴园,总是模模糊糊,而这样的解读才是真的把作家想表达但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挖了出来,从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,明确了作品应有的审美水平。所以说细读文本不是随意解读,而是要建立在完整性、逻辑性的前提下。

总的来说,未来的文学研究大趋势应该是向文学本质的复归,重视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,尽可能地以文本的文学性、审美性为基础来做研究,隔绝理论胡乱堆砌的幻术,凸显文学研究与社会研究、历史研究等区别开来的特殊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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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

  1. ^孟繁华.当代文学史:重新构造的必要——在“中国当代文学:发展与变化”研讨会上的发言【J】.文艺争鸣.2021(02):34-35
  2. ^黄子平,陈平原,钱理群.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【J】.文学评论.1985(05):3-14
  3. ^吴俊.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的建立——断代、分期、下限问题漫议【J】.文艺争鸣.2021(02):42-43
  4. ^程光炜.当代文学阶段的划分问题【J】.文艺争鸣.2021(02):28-29
  5. ^abcd陈思和.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【J】.河北学刊.2004(02):109-116
  6. ^王晓明.(1997).王晓明自选集.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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