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念鲁迅诞辰：鲁迅的文字有多一针见血？（下）

上期InVisor芳老师讲了鲁迅对青年、对国民性的锋利批评，这期我们接着看：

对知识分子

在InVisor芳老师看来，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最为深刻的还属自我剖析的那几篇，也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剖析。

在二十世纪中叶，鲁迅经历了家庭内部与周作人的决裂、朱安和母亲代表的封建力量的牵绊、迫于经济而不得不做官、“三一八惨案”等政府武装镇压学生事件这些大大小小的绝望，从之前的悲观主义更进一步遁入虚无主义了，于是他自嘲“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” ，并接连创作了几篇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。

首先是《在酒楼上》，吕纬甫虽然带有“鬼气”的颓唐，但“我”在结尾还是和他相背而行，大概象征了鲁迅当时挣扎着摆脱那一种虚无的决心。

然而，之后的《孤独者》中，魏连殳的雄辩打败了“我”的嗫嚅，并要在毁灭己身中毁灭敌人，这就暗示了鲁迅摆脱虚无的失败，甚至滋生了更为根深蒂固的虚无与悲观。

紧接着创作的《伤逝》中，涓生作为被审问内心的“犯人”越来越义正严辞，论辩着“鬼气”的深刻光辉、必然与合理，而“审问者”却渐渐动摇直至失势 。

其实早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这场演讲中，鲁迅心中就早已暗暗对文人、对启蒙、对革命有所退却了。他发问：娜拉除了觉醒的心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她出走后，如何在社会上立足？要么去妓院，要么饿死——就是他那著名的“铁屋子”的比喻。所以“钱是要紧的”，也就是出走后经济权的问题 。

吕纬甫、魏连殳、涓生，他们都是作为一个反抗者出发，却转了一圈回来仍然走向庸碌。自古以来主流社会就是这样残酷地驱逐异端的，而多数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也大抵如此 ——他们是与“我”对话的人，但不也是鲁迅的另一个人格吗？“瞒与骗”到底是中国文人面对无情现实的历来做法，就算是鲁迅，也终于在软弱性传统面前败下阵来，未能将那一份悲观主义贯行到底、发扬到底，在向死而生中开出指引民族未来方向的花朵 。

对政治历史

鲁迅先生对于政治和历史的看法也是十分超前的。

政治上，鲁迅自始至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，从未依附于某一党派。换句话说，也正是他永远对官方保持着怀疑和远离的态度，才能将政治看得如此深刻又清醒。

对于国民党当局，鲁迅持公开的对立；而对于当时属于民主党派的共产党，鲁迅亦是将信将疑。就算他为了反对国民政府受邀加入了左联，却自始至终未以左翼分子自居，甚至对于周扬等左翼文学家十分不屑，他评论道：“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，……他们自有一伙，狼狈为奸，把持着文学界，弄得乌烟瘴气。我病稍愈，还要给以暴露的，那么，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。” 这简直是看穿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。

所以，鲁迅是不站阵营的，他从来不是哪一个政党的喉舌，他只是在为人民、为民族、为国家发声，仅此而已。他这样说：

“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，是挤出来的。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，其实是真情。我没有什么话要说，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，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，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，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。譬如一匹疲牛罢，明知不堪大用的了，但废物何妨利用呢，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，可以的；李家要我挨一转磨，也可以的；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，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：敝店备有肥牛，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。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，又是公的，并没有乳，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，情有可原，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但倘若用得我太苦，是不行的，我还要自己觅草吃，要喘气的工夫；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，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，也不行的，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。”

这样的立场与他“循环论”的历史观是相辅相成的。尽管他曾为西方的“进化论”感到狂喜，但渐渐还是为中国传统的“历史循环论”所征服：历史就是一治一乱的，永远的“好人政府”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还是改革国民性最为要紧 。

对文化

一是提出了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原则。鲁迅毫不留情地披露了中国人对于异族的态度：

“历来只有两样称呼：一样是禽兽，一样是圣上。从没有称他朋友，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。”

今天的普通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要么是自诩天朝上国，将文明先进的外国想成假想敌，处处都要形成对立，从未客观地接纳与合作；要么是崇洋媚外，外国的月亮都更圆，被称为“香蕉人”，失掉了文化自信力。

除此之外，鲁迅更是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根生于国民性的“西崽”现象：

“觉得洋人势力，高于群华人，自己懂洋话，近洋人，所以也高于群华人；但自己又系出黄帝，有古文明，深通华情，胜洋鬼子，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，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。”

因此他提出了“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”，出自我们中学学过的《拿来主义》。

二是早早地预感到了现代文明病的袭来。在《科学史教篇》中，鲁迅就指出西方之科学文明虽好，却不能够有所偏倚，重科学而失人文，是因小失大。他这样写道：

“今试总观前例，本根之要，洞然可知。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，而所宅不坚，顷刻可以蕉萃，储能于初，始长久耳。顾犹有不可忽者，为当防社会入于偏，日趋而之一极，精神渐失，则破灭亦随之。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，人生必大归于枯寂，如是既久，则美上之感情漓，明敏之思想失，所谓科学，亦同趣于无有矣。……凡此者，皆所以致人性于全，不使之偏倚，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。”

他又进一步在《文化偏至论》中论及商业文明对于人之异化。

“递夫十九世纪后叶，而其弊果益昭，诸凡事物，无不质化，灵明日以亏蚀，旨趣流于平庸，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，而主观之内面精神，乃舍置不之一省。……林林众生，物欲来蔽，社会憔悴，进步以停，于是一切诈伪罪恶，蔑弗乘之而萌，使性灵之光，愈益就于黯淡：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，盖如此矣。”

这些写于1907年的文字竟像是对今日之中国的特写，人文精神的凋敝、商业消费的笼罩——我们不得不感叹鲁迅的前瞻。

【小结】

鲁迅就像一位悲剧英雄，终其一生都捧着他那颗丹柯之心。其文字自带一股冷气，看似令人生畏，但实则是将那颗发着热气的心捧出，自己踩碎了掺进文字里。他永远地对主流话语保持冷感，坚守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（陈寅恪），是以理智且清醒——如此形成了绝无仅有的“鲁迅气氛”。

当我们都在赞叹鲁迅文字的一针见血时，同时也请看到这需要耗用的勇气：单一的个体叙事挑战庞大的集体叙事，是每一个革命者共同体验的孤独感，然而鲁迅至死也没有求饶，他最后的回忆文章甚至更加无所顾忌——“一个都不宽恕”，这是他对自己战士的一生的作结。

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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